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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历史与文学中的鉴真形像

略论历史与文学中的鉴真形像

赵秀娟

摘要:解析《唐大和上东征传》、《延历僧录》等史料中对鉴真东渡及当时日本入唐僧的历史记载,从历史角度分析这一文化事件的影响及有关人物在宏观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命运,同时结合现代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对鉴真及其周边人物形像的现代阐释,考察其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反映,对于现代人在理解历史人物鉴真与当时日本入唐僧形像方面的视角变化及其现代意义会有许多帮助。

关键词:鉴真;《唐大和上东征传》;《延历僧录》;《天平之甍》

中图分类号:K242;I0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2-0093-05

《唐大和上东征传》与《延历僧录》中的《高僧沙门释鉴真传》是古代日本记录鉴真生平及其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从这些作品中,不仅可以管窥鉴真东渡在当时日本社会引起的文化反响以及对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还可以析出鉴真、普照等当时曾经活跃在文化交流舞台上的历史人物之面貌。《天平之甍》是战后日本历史小说之嚆矢,也是日本现代文学中以鉴真渡日这一历史事实作为创作题材的代表l生作品。作者井上靖对史料取舍得当,作品中鉴真以及日本入唐僧的角色设定颇具深意,表现^物命运时并未宥于单一模式,而是对人物本身的角色与历史意义从全新视角进行诠释,将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作为微小个体置于整个古代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中考察,并赋予其深厚的现代涵义。《唐大和上东征传》、《延历僧录》以及《天平之甍》由于各自创作立场与观察角度不同,人物形像表现也有一定落差。

一、《唐大和上东征传》、《延历僧录》中的鉴真

《唐大和上东征传》是日本奈良时代着名文学家淡海三船在鉴真去世后,受鉴真弟子思托请求所撰写。在日本对鉴真东渡有明确记载的历史文献中,《唐大和上东征传》是“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有关鉴真和尚史料中最完整和最翔实的原始资料”。《延历僧录》为鉴真弟子思托所着,其书完本散佚已久,逸文散见于《日本高僧传要文抄》、《东大寺要录》等书中。其中《高僧沙门释鉴真传》不仅记载了鉴真在唐时的活动,还涉及鉴真赴日后的传戒活动。它与《唐大和上东征传》同为古代人物传记,以记录鉴真生平活动为主,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唐大和上东征传》开篇就对鉴真进行了生平介绍。“大和上讳鉴真,扬州江阳县人也,俗姓淳于,齐大夫髡之后。在这一篇幅仅有数千字的文章中,“和上”、“大和上”的称呼就出现了50余次。根据文中记载,鉴真14岁随父人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此后一心钻研佛法,学有所成。“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于是兴建佛事,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日本高僧传要文抄》卷3抄录的《延历僧录》中的《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对青年时期的鉴真有精辟记述。“释鉴真者,广陵龙兴寺僧也。俗性淳于氏,齐大夫淳于髡之后。行李参玄,二十一具戒。精勤律藏,五载穷微。学海翰林,词渊义府。施戒为功,讲律为务。”

通过这部分描写,青年时期的鉴真其渊博学识与钻研精神跃然纸上。这两部文献的共同之处在于创作视角聚焦于鉴真的历史功绩与广博胸怀,文字间不吝褒扬赞颂之辞,其中对鉴真迁化的描述更是具有将人物神化的倾向。在《高僧沙门释鉴真传》中叙述如下:“我生将尽,一期命尽,卷舒出没,古今同然。爰于宝字七年岁次癸卯五月六日,隐机端坐,阖焉而化。容彩俨然犹生,情灵归乎迁寂。”《唐大和上东征传》中云:“是岁五月六日,结跏趺坐,面西而化。春秋七十有六。化后三日。顶上犹媛,由是久不殡殓;至于阁维,香气满山。”“《千臂经》云,临终端坐,如入禅定,当知此人已人初地。以兹验之,圣凡难测。”

至此完全树立了一代高僧的完美形像,好学精进,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功德圆满。此外,在《东大寺要录》中引录的《延历僧录》逸文中,还提到鉴真赴日后传戒受到阻挠时的一个插曲。“胜宝八年四月,于卢舍那殿前,天皇十八种物令唐僧作羯摩。京城诸寺僧集,和尚曰:‘今天皇羯摩十八种物,并唐僧进毕。’近参做末,唐僧进受戒,少远坐举众不伏。人人面作色中,有兴福寺僧法寂,起立大叫,出粗言。忽倒地面殒。悉皆息心安隐作羯摩。从此已后,一切所作,无诸笏难。”据史载,鉴真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这与当时日本的旧戒有所抵触,导致有人不满,引文部分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场景。《延历僧录》中这一记述的真实性无从考证,然而这一戏剧性插曲使得鉴真的形像更为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可以说鉴真在作品中的形像已经超越了凡人的境界,而上升到与神相通的领域,并受到神的佑护。

二、《天平之甍》中的鉴真

《天平之甍》以《唐大和上东征传》为主要参考资料写成,但两部作品的创作视角与人物表现角度却完全不同,前者带有明显的现代意义。《唐大和上东征传》全篇以颂扬得道高僧“则扬先德,流芳后昆”的传记形式描写鉴真东渡的整个过程,作品中其他人物形像化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符号,全部围绕主要人物鉴真的活动来展开描写。《天平之甍》则是在对《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关史实进行得当取舍的基础上,对其历史记载中的年代断层以及史实空隙以艺术想象加以填补。作者以磅礴的气势,将《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的简略描述升级为全面而立体的艺术再现模式,其中对鉴真及周边日本人唐僧命运的着力刻画,反映出现代人对于鉴真东渡乃至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再认识。

在《天平之甍》中,虽然鉴真东渡是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但主要情节由日本人唐僧普照与荣睿的活动循序推进,鉴真的出现是在小说情节推进至全篇约1/3处。作品中对人物鉴真的处理主要通过普照的观察来间接体现。“时年鉴真五十五岁,身材魁梧,天庭开阔,端正的眉眼间透出坚强毅力。普照见到这位江淮闻名、净持戒律的高僧,感觉很像一位日本武将。”“声音低沉和蔼,语气真诚,蕴含着一种触动人心的力量”。荣睿阐明邀请传戒师的来意之后,众僧默然不语。此时鉴真的豪迈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纵然海天远隔,为佛法也不应恋惜生命,汝等若不去,吾去。”“满座默然,沉静得如一泓池水,此刻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普照觉得自己陷于一种妙不可言的陶醉感中。”此处鉴真舍身为佛的崇高德行不仅感化了普照,也使众人为之折服。之后鉴真成为渡海过程中的精神领袖与核心人物,其形象如同旗帜般高尚而鲜明,在不断经历渡海挫折的过程中,其不屈意志通过普照之眼陆续呈现出来。

从整体来讲,鉴真作为坚韧信念与顽强毅力的象征,是作品中获得预期结果、功成名就的代表性人物。无论在历史记载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对其历史功绩与人格魅力都一致褒扬,对鉴真东渡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也予以充分肯定。但相对而言,在人物评价方面,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的描写较之《唐大和上东征传》与《延历僧录》中的《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却显得理智 许多。例如上文提到的《延历僧录》逸文中有关于鉴真赴日之后倡导的戒律与日本自有戒律的冲突描写,在作品《天平之甍》中作者处理如下:“戒坛院落成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有人反对鉴真以三师七证授戒为佛法入门的正式仪式。贤璄、志忠、灵福寺的僧侣们认为日本一向都是自誓授戒,并无不妥,因此反对新传入的授戒仪式。于是在兴福寺的维摩堂召开了一个辩论会。鉴真方面本可派法进或思托等人去辩答,但由于他们语言不通,普照便毛遂自荐。对方虽然都是博学闻名之士,普照却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勇气与愿望去驳倒对方。”果然,普照在辩论会上大获全胜,从此声名大盛,在东大寺维摩堂讲解开遮、律疏。

在此作者并未如《延历僧录》中的描写那样为鉴真戴上圣人的光环,将反对者的臣服诠释为神灵无形中的佑护,而是作出一个在今天看来更加科学与合理的解释:安排由普照与反对方辩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普照的自我实现联系起来。这样的处理方式非但没有减弱鉴真作为历史人物的功绩与影响力,反而通过将历史记载中的圣人还原为平凡人,避免了鉴真形像的过度美化,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与立体感。

三、《唐大和上东征传》与

《天平之甍》中的入唐僧群像

《延历僧录》中的《高僧沙门释鉴真传》主要记载了鉴真在唐时的活动,现存逸文并未涉及到日本人唐僧的描述。《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情节则主要以鉴真东渡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围绕主人公鉴真的活动展开。因此在人物塑造方面突出了鉴真的人格魅力与功德实绩,其他人物化为推动事件发展的符号,形像刻画较为简略。而在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作者井上靖在突出鉴真高尚人格的同时,还塑造了五位日本人唐僧各具特色的文学形像,描写了他们各自曲折迂回的命运,进而剖析对古代文化传播中人作为个体所发挥的作用,展现繁荣文化背后的人之孤独与寂寥,带有明显的现代色彩。这也是《天平之甍》作为现代文学作品与《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僧沙门释鉴真传》等古代人物传记趣旨迥异的重要表现。

作品《唐大和上东征传》在不吝笔墨描写主人公鉴真高风亮节的同时,还简略描画出了鉴真弟子以及日本入唐僧的形像。主要人物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祥彦与思托为随同鉴真一起东渡日本的嫡系弟子。在渡海过程中,祥彦没于途中;思托一直侍奉鉴真,在其迁化之后请奈良时期的着名文人淡海三船撰写了鉴真传记,即《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僧容睿、普照受命邀请高僧鉴真渡日传法,其间历经磨难,六度渡海失败,途中容睿病逝,普照与鉴真在第七次渡海中一同回到日本。

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容睿与普照是日本人唐僧中的核心人物,受命召请鉴真渡日并为此努力不懈。书中有关描写限于简略的史实记述,并未涉及具体的心理描写。其中容睿的名字出现20次,普照则出现了17次,两人名字并列出现10次,但一般都是“容睿、普照”的提法,并且有关容睿的文字叙述要多于普照。由此可知,普照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的重要性明显不及容睿。而《天平之甍》中将入唐僧作为整体形像来表现。作品中的荣睿与普照相比,其重要性明显次于后者。在作品中,荣睿是一个积极热情的行动者,他从一开始就认为邀请授戒高僧渡日是“值得去用生命作赌注的事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数次渡海失败,始终锲而不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坚韧与悲壮令人为之叹惋。

相比之下,普照在《天平之甍》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从临危受命到渡海成功的过程中,普照一直是见证者,也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小自我到大自我的转变过程,从只关心自身学业转变到对历史使命感的切身体会。作者描写了普照内心自我观的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矛盾和动摇。与其他人物相比,对普照的心理描写所占篇幅最多。普照是整个事件的叙述者和观察者,作者通过普照的眼来反映出鉴真的品行高尚、玄朗的善良懦弱、荣睿的积极热情、业行的隐忍执着、戒融的随意不羁。“组成小说叙事结构的普照之视角,实际上就是对历史怀有深深感慨的作者本人的观察与理解。”一开始普照对邀请传戒僧这一使命并未像荣睿那样热情坚定。“他对聘请传戒师的事情具有的意义兴趣不大。他想的是在今后十六年中,自己可以学到多少佛典。”而拜谒鉴真之后,为其伟大人格所感动,普照内心开始变化。他逐渐超越了追求个体价值的局限,感到了自身使命的历史价值,转而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与这项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用心顺应历史意志的表现。在普照身上显示出一种柔韧的处世态度。他不一味听天由命,也不盲目抗争,在命运面前始终理智清醒、刚柔交济,以不断自我调整的方式来使人与命运之间的对立得到最大限度的削减,最后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自我价值。

在五个留学僧中,与荣睿、普照相比,其他三个人物玄朗、业行与戒融隐于历史暗处,并不引人瞩目。据史载,这三人都是跟随遣唐船入唐的留学僧。其中玄朗的名字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出现三次,但有关叙述极简略,只提及在第一次渡海失败时被捕,“从此还国别去”。戒融与业行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未闻其名,其作为真实人物的生涯几乎无从考证。在《天平之甍》中,作者把这些人物的名字借来,赋予其鲜明个性,在小说舞台上展现其形色各异的波澜人生。他们的命运象征性地代表了当时众多青史无名的日本入唐僧之人生轨迹。

玄朗在作品开始部分是一个踌躇满志、一心钻研佛法的青年僧人,声音中带着一种“特别的热情”。然而在第一次渡海失败的严酷现实中,玄朗放弃了曾经的人生目标,还俗去过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十几年后携妻挈子重访普照,期望重回日本,几番犹豫后终因内心愧疚难回故国,悄然不辞而别。玄朗的经历是当时入唐僧生活的一个侧面。虽然作者笔墨寥寥,但是对这一人物渺然埋没在历史暗潮中的痛惜之情却溢于言表。戒融在作品中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他对聘请传戒师的使命丝毫不感兴趣,只希望在唐土托钵云游,“要讨着布施走遍这个广大的国家,有多远走多远。”其后断绝归国之念,云游四方,不想再见故国之人。这种潇洒随性的生活方式也是作者笔下描绘出的人唐僧命运百态之一。

业行是《天平之甍》中另一个焕然出彩的入唐僧形像。业行30多岁以后才渡海至唐,为了使正宗地道的佛典教义能够在日本流传,他终日伏案抄经,变成一个“形容枯槁、佝偻衰弱”的老人,心中迫切希望将多年来抄写的经书带回日本,以正当时日本佛典中的谬误。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第七次渡海时肆虐的暴风雨中,他与自己耗费20年心血抄写的经文一同沉人大海。“经卷以极短的间隔一卷接一卷地沉到海底的样子,给人一种无休无止的印象,看得普照怵目惊心,一心中痛切地进发出一种无可换回的切实的丧失感”。这一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可谓是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情景描写,这一瞬间的悲壮孤独难以言喻。鉴真与普照的努力在历史舞台上开出了绚丽的花朵,业行却与自己的毕生心血一起淹 没在历史漩涡中。然而业行的努力并非徒劳的,“业行这一不幸的人物对日本文化传播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当时同样具有悲剧性命运的留学僧数不胜数。不应忘记,日本文化正是在这些人可贵牺牲的基础之上才开花结果的。”嘲作者描写业行时,所要表达的不仅有对于不幸命运与无常人生的感慨,还有对其无偿热情之肯定。同样是对信念的坚韧执着,无论是受到上天眷顾的鉴真,还是功败垂成的业行,都倾注了作者深厚的感情,表达了作者对于在历史发展中个人之执着努力所持的肯定态度。作者井上靖将人物置于动机与结果悖反的巨大反差中,对业行命运的描写从侧面为小说增加了历史厚重感。

如图2所示,《天平之甍》中入唐僧命运轨迹呈多元化、辐射状分布。作者通过对每次渡海挫折中人生百态的情景再现,彰显历史文化交流大背景之下人类的迥异命运及复杂的生存方式,象征性地表现出人类在悠久历史的奔腾发展中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孤独与无常。图2体现了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势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在作品中,鉴真与五位入唐僧的人生目标与命运轨迹各不相同。坚持信念功成名就者有之;摒弃初衷放浪形骸者有之;毕生心血付之东流者有之;壮志未酬客死异乡者亦有之。作品在对六位历史人物的艺术处理以及命运表现模式的运用中,鲜明地表达出作者自身对各人物角色的深刻认识,并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表现使命。在鉴真东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映衬之下,伟大的成功者固然值得景仰,黯然失败的无名者也十足令人敬佩。作品中生存于现实与理想狭缝中的每个留学僧分别代表着当时入唐僧命运轨迹的一种可能性,其斑驳背影折射出或耀眼或黯淡的光芒。

《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僧沙门释鉴真传》与《天平之甍》分别从历史与文学角度再现了鉴真东渡给古代日本社会带来的巨大文化冲击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个人之顽强信念。其中,《唐大和上东征传》与《延历僧录》中的《高僧沙门释鉴真传》是依据史实写就的古代人物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主要记录鉴真生平以及东渡日本之史实,《高僧沙门释鉴真传》逸文主要记录了鉴真在唐时活动。这两部文献主要采用史实式记述,表现鉴真作为重要历史人物的坚韧毅力、高尚德行以及为日本佛教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在评价其历史价值与功绩时或多或少地赋予其一种神圣的光环。现代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是以《唐大和上东征传》为主要依据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着重在历史背景下从微观角度表现个体的不同命运轨迹。《天平之甍》在塑造鉴真崇高形像的同时,将鉴真作为普通人来观察,同时侧重描写五名日本人唐僧的多舛命运以及他们平凡中之可贵,渺小中之伟岸,表现出日本现代文学中对历史人物作为个体的考察以及对生存于历史暗处的平凡人物之关注。在悠久时间的流逝侵袭中,作者笔下的种种人生摇曳不定,其严酷寂寥之态给人至沉至痛之感。或者可以说,在历史上执着地生存过的每一个人都是勇者,无论青史留名与否,都以其独特之处撼动人心。

《扬州大学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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